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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周野荪先生
[来源:本站 | 作者:原创 | 日期:2015年12月2日 | 浏览569 次] 字体:[ ]

回忆周野荪先生

 

1951年秋,我由宜兴赋村中学转学到新和中学,编入初二乙班。开学初,我为熟悉校园环境,信步走到了校旁边的小山下,驻足观赏着山上飘香的金桂。这时,从校门外走进来一位老师模样的长者,年纪五十岁光景,身材魁梧,脸庞又圆又胖,双眼炯炯有神,穿藏青长衫、黑色圆口布鞋,腋下挟着几本书,走路不太利落,边走边吸烟。由于那个年代空长衫的人很少了,所以引起了我的注视和好奇,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过了几天,我们班级上历史课,走进来的老师正是那位穿着青布长衫的长者,我顿时产生了几分亲近感。他把教本放在讲台上,用缓慢的声调向同学介绍自己说:我叫周野荪,担任你们班的历史老师。他随手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姓名。从此这个姓名就牢牢地熔铸在我的脑海里。

周先生讲课颇有特点,他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,很少站着,从不在教室里乱走动他难得写板书,但粉笔字写得挺拔有力;他讲话操着江淮口音,声音不高不低,不急不慢,抑扬顿挫,非常动听。

周先生教历史,更是独具特色,他把一节课分成上下两个半节,上半节提纲挈领地讲课文的主要内容,下半节课进同课文有关的历史故事。在他上历史课期间,大约讲了长长短短的几十个历史故事,长的故事要讲向节课。他娓娓而谈,讲得绘声绘影,生动感人,常在有悬念和扣人心弦处戛然而止,直有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的意味,因而引得我总是盼望也上历史课。我在大学里读《史记》一类史书后,得知周先生讲的故事,也处大都在这些书上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他讲的历史课文已经淡忘,讲的历史故事却还记得一些梗概。

我与周先生相互认识并开始交往,是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。那是1954年秋,他担任了我们年级的语文教师。周先生教语文,比起教历史,更是他的专长。他对于汉语造诣精深,兼具新旧文学的修养,加上长期辛勤地笔耕,和多年语文教学的经验,教语文有诸多条件,可他是个全才。他讲授语文课,总的说,做到了深入浅出,庄谐杂陈,生动活泼,寓教于乐。具体地说,他诠释生僻词语,尤其是成语和典故,能够引经据典,既讲词语的源流,又讲有关的故事,不流于空泛;解析课文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,能够剖析入微,深中肯綮;讲解古诗词和文言文,能够用通俗语言表述和翻译出来,并且阐明了古典文学的深刻内容,赏析了它的美学内涵,使我对它培养了兴趣和爱好。

周先生的作文课,堪称别开生面。他不是仅仅出作文题就完事,往往就题讲一些审题、构思、行文等方面的知识;他还特别要求在两节课的时间里完稿交卷;我总是按时一气呵成地写完,这养成了我日后工作中不打草稿写作的习惯。为了使同学掌握叙述、描写、说明、议论、抒情等表达方式,他出的作文题让大家练习了各种类型的作文,例如记叙文、说明文、议论文、抒情文等。他曾出过《我的母亲》的作文题,我写这个题目时就用了叙述、描写、抒情等表达方式。他有时还让同学自拟作文题,我就把当时自己创作的近百行长诗《歌颂毛主席》,写到了作文本里。周先生认真批改作文,有时还在作文本的天头上写些批语。对我写的《我的母亲》和《歌颂毛主席》,都曾写了称赞的批语。他为了激励同学精心写作文,以提高写作水平,特地在课堂上发作文本,表扬了一些优秀作文。我写的《我的母亲》一文,由于受到他的好评,曾在我班部分同学中传观。我写的《歌颂毛主席》一诗,他还向校领导推荐,安排我在学校文娱演出时上台向全校师生作了朗诵。回想起来,正是周先生的语文课和作文课,培养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,并萌生了当一个文学家的梦想。当时我积攒零用钱,订了一份《文艺学习》杂志,像牛吃青草似的贪婪地学习着文学知识。我常跑学校图书馆,借阅小说、诗歌一类书籍。

我初次登门向周先生请教,是随袁振彭同学一起去的。他擅长作文,受过周先生表扬,曾先于我拜访过周先生。周先生的家在和桥镇中兴桥西,走过不长的小巷,就见到一座独立的灰瓦白墙的平房,这是苏南常见的住宅。周先生住在平房的西侧,进门穿过天井是客厅,左侧是书房。我们走进书房,见周先生坐在书桌后看书。他见我们来访,表示非常高兴,并说希望我们今后多到他家叙谈。打这以后,我差不多每学期都到他家求教一二次。在同周先生亲密接触后,我感到他亲切、健谈、博学,有幽默感。他常常边谈边吸烟,见他两个挟烟的手指熏得焦黄。周先生谈话方面很广,天南地北,古今中外,无所不谈,常有精辟见解和新知异闻。我以钦敬的心情,默默地而又专心地听他讲,颇受教益,深感如坐春风里。可惜时隔久远,只记得一鳞片爪了。

周先生说,他出生于安徽贵池的农民家庭,因夫人的老家在和桥,所以来到她的故乡建房定居。他指着书房里摆满线装书的几个书柜说,多年来爱好收藏古代刊印的书籍,其中有少量贵重的善本书,经济困难时曾到上海卖掉几本,以补家用。

周先生青年时代,大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,在上海等地办过报,以周野僧之原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后来他见报上刊载了署名与他相同的文章,其观点有的也不能苟同,文笔又欠佳,就写信劝那个人换个名字,不料那人不理不睬。于是,周先生毅然登报声明,改名周野荪。当时文坛泰斗章太炎寓居上海,周先生曾慕名造访,拿自己满意的以文言写的一篇文章向他求教。章太炎半卧在躺椅上,对周先生说:“你懂得写文章吗?”章太炎的视力很差,就叫周先生读自己的文章。章太炎眯着眼睛听着,听完了全文坐起来称赞道:“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能用文言写出好文章。”

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周先生曾两度侨居南洋。三十年代前期,曾在新加坡任《星洲日报》主笔,中期回国任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。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,再度赴新加坡办报,进行抗日宣传。周先生在南洋曾同画家徐悲鸿、作家郁达夫有过交往。徐悲鸿为筹款捐助祖国逃亡的难民,特地到南洋展售自己的绘画作品。周先生的夫人在新加坡曾任中华中学和中华女校校长,与徐悲鸿有同乡之谊,因此他们夫妇在异国他乡招待了徐悲鸿。抗日战争时期,郁达夫曾在新加坡主编《星洲日报·文艺副刊》,积极宣传抗日,该地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。周先生与郁达夫在南洋共过事,彼此不仅相识,而且交往密切。据周先生说,郁达夫曾留学日本,日寇侵占印尼时拒绝为他们做事,继续进行地下的抗日活动,结果在日本投降十多天后仍惨遭日本宪兵杀害。

周先生就我常常求教的问题,谈得较多的是如何写文章,这里归纳起来略记几点。第一,向书本学习,多读好书、好文章,从中汲取各种知识和写作技巧。第二,向生活学习,深入观察研究生活,积累丰富的写作材料。第三,打好语言基础,既要学书面语言,又要学口头语言,而且要重视掌握大量词汇。第四,学点语法、逻辑、修辞知识,拓宽语文知识面,才能使文章写得文理通顺,文采斐然。第五,写文章要下苦功夫,多写、多练、多改,俗话说熟能生巧,好文章是练出来的,也是改出来的。

我在高考报志愿之前,曾特地听取了周先生的意见。他得知我报考文科的意向后,认为我学文有功底,但规劝我说:“可以考虑先选学一门有利于谋生的学科。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,等你有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后,再考虑是否从事文学式作。鲁迅告诫他年幼的儿子周海婴,长大了不要当空头文学家。鲁迅和郭沫若在中学都爱好文学,留学日本开头学的是医,中途才改走文学创作道路。”当时我知道,周先生的儿子周燮,在我校作文比赛中得过第一,大学攻读的是农学,我考虑再三,觉得周先生的话很对,毅然决定报考医家类,第一志愿学医,第二志愿学农。未曾料到的是,离高考大约一个月左右,北京外国语学院来人挑选保送生,说明是培养英语外交翻译人才。学校教导主任蒋甲生先生找我谈话,认为我符合人家挑选的条件,说服我改考文史类,志愿填英语专业。我觉得将来能从事外交工作合乎心意,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。但出乎意料,我被录取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,改读俄语专业。

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报到不久,除了给母亲和个别同学写信外,就是致函周先生。在信中,我称周先生为恩师,衷心感谢谆谆教诲,真诚表白永铭师教;同时,我诉说了未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的受挫和失望。周先生给我复信称“正裕小友”,写道:“书曰一纸,言近三千,洋洋洒洒,殊可喜也。”并且劝慰和勉励我说:“不受挫折,不知艰难,不知艰难,不识甘苦;知艰难,识甘苦,始能振羽奋发,一日千里也。”周先生的书信我珍藏至今,留作永久的纪念

周先生给我的信上叮嘱:“寒假归来,希能畅叙。”当年我未能践约,原因是我到上海读书,在上海工作的三哥把母亲接到他家赡养,于是我假期都在学校度过,没有回过宜兴老家。期间,我给周先生写过信。记得1957年秋,给他写了一封长信,告诉他由于我国培养的俄语人才过剩,毕业生很难对口分配,教育部决定大量减少在校俄语专业学生,根据我的高考成绩和转学志愿,顺利地转学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了;并向他介绍了该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方面的一些著名教授,畅想了自己今后要成长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。

1962年夏,我大学毕业了,正遇国家经济困难时期,在难熬的待分配日子里,回到故乡探望大哥大嫂。屈指算来,我同周先生分别已整整六年了,所以我急切地想拜见他。在我抵宜的第二天,冒着酷暑步行了十多里路到了周先生家。进门碰到他家的保姆,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妈妈,我向她问好,她热情地招呼说:“多年不见长高了,周先生常念叨你。”周先生听到我的说话声,走到书房门口迎接,见我满头大汗就把自己正在扇着的一把大蒲扇送给我,他的模样使我惊愕,面容清癯,瘦得肋骨外露,腹部凹瘪,同原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我不免流露出怜惜的心情。我知道三年来缺粮少菜,他吃足苦头了。我们落座后,向他汇报说,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学制五年,我前三年侧重攻读现代文学,与几位同学合撰了一部《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》;后两年催生攻读古典文学,潜心钻研了梁代刘勰的名著《文心雕龙》,毕业论文写了《论刘勰文学批评的标准》,约三万余字,指导老师看了很满意,写了一长段评语,认为有创意,打了五分。周先生听了很高兴,他说:“你已打下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扎实基础,我对国学也有几十年的研究,今后我们可以合作搞一些研究项目。”我当即向他表示,愿意当他的助手,帮他搜索材料,整理和校阅书稿。令人叹惜的是,我们这个美好的愿望未能实现。在国家困难时期,我毕业分配与所学专业不对口,安排到了空军政治部空军报社从事新闻工作,从此我没有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家。

1967年国庆前夕,我到上海结婚,度蜜月时我带着新婚妻子到宜兴看望歌嫂。原计划要拜见周先生,我的在当地中学任教的侄子提醒说,有些学校的教师进了牛棚,要先了解一下你那位老师的情况。于是,我和爱人先到了母校,看到校内冷冷清清,很少见人影,就到理发室向理发师打听。他说周先生被造反派抄了家,把他打成反革命。他见我穿着军装,劝我不见为好。我离开母校,怅然而返。我预感到这次丧失同周先生晤面的机会,今后相见就更渺茫了。

时间又了过二十年,1987年暮春,我请假回故乡探望病重的大哥。漫长的岁月,并未阻断我对周先生的思念。在我回京前,专程直到和桥,向母校询问周先生的情况。我得知退休教师朱自道先生在给高考补习班上课,就前往访问他。朱先生曾经教过我平面几何与化学,正是我想拜见的老师。在中兴桥南面河东临河一间房子里,我恭敬地看望了朱先生。我知道他是我同班同学朱渠的姊夫,在给他递名片的同时,告诉他三十年前我是他的学生,与朱渠是同学。在我们的谈话中,我一一打听记得起来的老师们的情况。朱先生耐心地回答我想知道的一切;当我获悉周野荪先生已去世六年的噩耗,心情特别沉痛。辞别朱先生,下意识地走过中兴桥,穿过小巷,来到周先生的故居前面,出乎意料的是我熟识的那座平房,已经荡然无存,顿时滋生一种人逝房毁的伤感。我在那里伫立良久,脑海里像过电影似的闪过同周先生交往的情景,此时此地,我默念着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而写的名句:“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”周野荪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吴正裕  20156月定稿


责任编辑:zhangxiaoya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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